狗肉作为亚洲美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年，在韩国、中国及北越南狗肉一直是一种特殊的传统食物，受到大家的喜爱。但对于越南中南部地区的百姓来说，并没有这样的传统，吃狗肉甚至是“难以被接受”的，而进入新世纪，这些地区却兴起了一股“吃狗肉”的热潮，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反差？本期推送将为读者呈现美国匹兹堡大学人类学学者Nir Avieli发表于ETHNOLOGY上的“Dog Meat Politics in Vietnamese Town（越南小镇的狗肉政策）”一文，文章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揭示了越南中部要镇——会安“狗肉宴”热潮背后的社会意义。

  早在上世纪90年代，越南中部的重要城市——会安，仅仅拥有两家经营狗肉生意的“地下”饭馆，位置隐蔽且没有打出明显的招牌，和其他专供特殊菜肴，例如公山羊、鲻鱼和森林野味（野猪、猴子、蜥蜴甚至老虎和熊）的秘密餐馆一样，这两家狗肉餐厅虽然条件简陋，但出没的客人都非等闲之辈。而到了2004年，专营狗肉的餐馆猛增到数十家，招牌也大胆打出了“贩卖狗肉”的字样，对于“吃狗肉”的突然流行，当地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一些人说，狗肉是一种男性壮阳药，是阶层划分的一种体现，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会安城市开放性和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反对吃狗肉的人则通常使用宗教或宇宙论的解释来表明态度。有趣的是，无论是支持吃狗肉的还是反对吃狗肉的都认为吃狗肉的流行是具有一定政治意义的。

  人类学家很早就开始关注肉食、体力、社会地位和男子气概之间的关系。Fiddes（1991：65）指出“杀戮、烹调和食用其他动物肉是人类宣誓战胜自然的方式”。Beardsworth和Keil（1996：202）认为吃肉在某一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在摄取动物的本性，包括肉身、力量和侵略本能。Stavick（1996：25）指出，英国皇家护卫队因其食物（肉）而被命名为“大力士”，这些食物是为了确认和保证他们的体能，同时也是地位的象征，因为这些肉食本来仅供国家上层阶级享用。

  肉食同样代表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实力。Sahlins（1976）指出，在政治游戏中，共享的猪肉是一种关键性的物质和符号资源，共享并不仅只是慷慨和合作行为，生肉其实就是地位和声望竞争中的一种标志，获得猪肉分享的资格，意味着实力受到了认可。Elia（1978）提出，在中世纪的欧洲上层阶级成员有吃不完的肉，而农民几乎是吃不到。布迪厄（1984）也提到肉食是财富和较高社会地位的象征，某些品种的肉更是某种经济、文化和象征性资本的化身。

  在越南会安，酒馆有Hoianese和Karaoke om两种，顾客都是男性。前者是专营烈性酒和肉菜的餐厅，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大多数的Hoianese是小巷子里临时搭建的棚屋，提供廉价的米酒和肉菜（家禽和猪肉），顾客主要是蓝领阶层的男性，Hoianese里售卖的菜品都是麻辣、重口的下酒菜，因为当地人认为“烈性”是男子气概的核心，随着会安中产阶级财富和地位的积聚提升，传统的Hoianese也一直在升级，面积扩大、装修档次提高，甚至会出现了坐落于郊区的花园式酒店会所，与廉价的酒馆只面向男性顾客不同，这些高档餐厅也接待情侣、家庭。而Karaoke om则是成人酒吧，由啤酒妹和驻唱女提供服务，这样的场合里，卖酒女性的存在对于“男子气概”的激发具有关键性作用。她们鼓励了男性对于酒精及肉食的消费，并且刺激了男性荷尔蒙。

  但专营狗肉的餐馆则不一样，早年的两间虽然简陋但出没的都是中上层阶级，而2004年以后，随着狗肉宴在会安的爆发式走红，一些面向蓝领阶层的破酒馆也开始贩卖狗肉，但价格较高；高档的花园餐厅里则是引入了成人酒吧文化，因此仅向男性开放。尽管狗肉在中国和韩国被认为是“壮阳药”，但越南人并不这么形容。在会安，狗肉是昂贵的菜品，尤其在花园餐厅里，往往是与高价酒及酒店服务配套的。因此，能吃狗肉事实上是男性实力的一种体现。

  会安是座以佛教信仰为主的城市，拒吃狗肉的一种常见解释也来自于佛教。狗肉是佛教教义中提及的十食肉类之一，其他还有人肉、大象、马、蛇、狮子、老虎、豹、熊和鬣狗。其中狗是因其与人类的亲密关系而禁食。1975年~1986年，会安执政政权曾对佛教进行过封杀，但因时间太短因此民间的宗教情感并没有正真获得根除，宗教实践也没有被遗忘。与越南北部意识大获支持不同，会安及其他南部地区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甚至进入新世纪以来，会安的个体性宗教实践在人员规模上有明显的上涨的趋势，佛教信徒慢慢的变多，农历初一、十五上香、食素者慢慢的变多，因此会安百姓是否是狂热的佛教徒，都会反复强调不吃狗肉与佛教的关系，。而对于佛教教义的强调，一方面体现了会安百姓对信仰的坚持，另一方面也能够准确的看出地区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因为他们会格外强调“我们中部和南部人”都是佛教徒，这暗示着北方人“是，不是佛教徒”。这些表明，和佛教是竞争性的意识形态，并且与吃狗肉与否联系在一起，将越南的北部与南部分界开。

  对于拒吃狗肉的另一种解释，则带有更强的道德谴责意味。会安并没有专门的肉狗养殖场，因此很多狗肉都是“偷来”的。由于会安人养狗主要是用来“看家”，所以狗是“忠诚”的伙伴，吃狗肉，尤其是偷来的狗肉意味着一种“背叛”，会带来厄运。

  那么为何会安的狗肉餐厅会突然激增？一些超越了男性实力、阶级界限以及炫耀性消费的解释认为，这是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表现，因为它涉及到对佛教教义的违背以及对传统禁忌的突破。另一些解释则强调世界主义、复杂性和自由维度，认为尝试烹调狗肉表明会安的餐馆不再拘泥于本土风味的经营，而是广泛摄取各地美食的烹调风格，实现了多元性；世界主义还表现为，会安游客数量的增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将家乡消费习惯及饮食风格带到了这座城市。

  而更具包容性的解释则认为，这是北方烹饪习惯南移的表现。由于北方是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中心，这种流行意味着一种很强的政治意义。受访者一致认为吃狗肉是一个人公开表明政治倾向的方式。虽能认为狗肉可能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烹饪习惯，人们试着吃狗肉正如他们试着接受别的地方或国家的饮食上的习惯一样，但会安狗肉食客却普遍强调这其中的政治内涵，吃狗肉一般都是与北方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和执政精英成员一起的，甚至每次去吃都带有着某种被“强迫”的感觉，因为不去参加了，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无法与他们“成为朋友”。

  越南受东亚儒家思想影响深远，而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一套男权主义的思想体系，强调“君子”要守“三纲五常”，要懂“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更重要的是要“入世”，即参与政事。儒家体系中，男性个人价值体现在公职生涯中，致力于政治事务并拥有崇高的政治抱负是成功者的本质要求。因此儒家教育是专注于培养公务员——凭借学识和官僚性的文化精英的。可以说，儒家思想为“男性”树立了理想型标准。有趣的是，狗肉在东亚历史上是与男性气质、儒教及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在韩国，儒家思想盛行时狗肉很受欢迎，但当佛教流入并流行后大家都开始食用狗肉。

  狗肉文化的突然兴起，本质上是会安新兴中产阶级男性渴望政治参与和成为儒家绅士的一种实践。这些男性并非文化精英，而是由政府官员和商人组成的、由现代国家体系培养的一个阶层。他们中的许多人希望能够通过积累作为国家公仆的个人资本，以及接触统治阶级成员获得的社会资本来增加个人财富。因他们将自我财富和社会地位与政府政策紧密联系起来，所以对政权表达忠诚和接受被认为是必要的。而表现忠诚的一种方式是模仿统治精英的饮食潮流。有必要注意一下的一点是，吃狗肉其实就是违反当地习俗的行为，因此就出现了食客与拒食者之间的话语权对垒。通过吃狗肉，会安男性践行了儒家思想中以政治参与和政治忠诚为表现的理想男性的行为要求，但吃狗肉的那些人也常声称自己内心是伴有恐惧和内疚的感觉。

  事实上，也有部分会安男性指出他们经常吃狗肉是在表达对当地政府的不满，对当地精英代表、经济社会政策、虚设的自由民主、猖獗的腐败现象的抗议。他们都以为统治精英的成员是虚伪的，仅仅是借由国家来来满足自己追求权力的私欲。于此同时，中南部非精英总是被排除在权力之外，也是他们抱怨的重点。

  可以看出，会安人附和统治精英的习惯往往仅仅是为了获得经济优势而非深层次地认同和践行儒家提倡的政治忠诚。吃狗肉将这种复杂的情感呈现的淋漓尽致。甚至是经营狗肉餐厅的老板也常常表达出对于“烹调狗肉”的道德谴责。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会安中产阶级兴起了吃狗肉的热潮。这种新的烹饪实践是具有明确的政治意义的，吃狗肉，表明了对当前国家政权及其代表的支持。因此吃狗肉是一项富有意义的政治行动，反映了传统儒家所坚持的男子从政原则。

  一种观点认为，会安的中产阶级男性，显然与统治精英集团成员不同，他们的社会地位是通过个人实业和收入水平确定的。他们并不具备强烈的君子观，吃狗肉、参与政治只是为了“获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选择带有机会主义和自立倾向，完全不是儒家所提倡的“以公为先”。这可以看作是后现代主义的会安版本，以压缩和崩溃为特征，知识生产被消费商品所替代，意识形态和道德体系彻底瓦解崩溃。

  但这种评判忽视了一个重点，即越南的儒学学者早就因其为牟私利搞出的复杂政治军事演习以及严重的腐败现象而臭名昭著（Marriage，1981：54）。越南儒学所认可成功是“荣耀为自己，财富为家庭”。这表明了在越南，儒家君子的概念被曲解为了投机取巧和裙带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会安男子并没有违背传统，而是按照越南“脚本”去践行了所谓的“君子之道”，利用政治联盟来操纵社会系统以获私利。

  会安狗肉餐厅是男性展现男子气概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们一方面执行了所谓的霸权男子气概（强调体力和性），另一方面也展现了政治性的男子气概，这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越南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会安狗肉餐厅的流行正是会安男性寻求展现男子气概实践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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