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11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将在巴西贝伦召开。这是《巴黎协定》签了十年后的关键会议，本来该是全球气候行动 “加速跑” 的时刻，但一份由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气候分析组织等五大权威机构联合发布的《2025 年气候行动状况》报告却给所有人浇了盆冷水：全球 45 项核心气候行动指标，没一个按计划推进 2030 年目标，有些甚至在往反方向走。

  作为全球最大的排放国和清洁能源投资国，中国刚公布的 2035 年气候行动目标（国家自主贡献，简称 NDC），却走出了不一样的节奏。这背后到底藏着全球气候治理的哪些难题？中国的做法又能给世界什么启发？

  全球气候行动的滞后，绝非 “技术不足” 或 “” 能简单概括，而是政策、金融、公平性三大结构性难题相互缠绕、恶性循环的结果，让减排从 “共识” 变成了 “纸上谈兵”。

  这是全球气候行动最核心的梗阻 —— 各国在国际舞台上高举 “碳中和” 旗帜，国内政策却在给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 “持续输血”，形成了 “说一套、做一套” 的政策悖论。

  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触目惊心：2023 年，全球各国给化石燃料的公共资金支持高达1.5 万亿美元，较 2014 年每年新增 750 亿美元，相当于每天给高碳产业 “发放 4 亿美元红包”。

  全球最大的65家银行，在2024年向从事化石燃料业务的公司承诺了8690亿美元的融资，自2021年以来已接近3.3万亿美元。

  这些资金要么是直接补贴，要么是税收减免、低息贷款等隐性支持，让化石燃料在市场之间的竞争中获得了不正当优势，而清洁能源则陷入 “不公平竞争” 的困境。

  这种政策矛盾直接引发关键指标持续恶化，煤电淘汰陷入 “越建越多、越难淘汰” 的怪圈，要实现 2030 年目标，全球煤电淘汰速度需加快 10 倍以上，相当于每年关闭 360 座中等规模燃煤电厂（每座装机容量约 50 万千瓦）。

  2024年，全球煤炭需求达到了创纪录的165.1艾焦耳（Exajoules-EJ），全球的煤炭消费和生产均创下历史新高。

  但现实是，2025 年全球仍有 100 多座新建煤电项目在推进，仅东南亚地区就有 30 多座，这些项目的常规使用的寿命长达 30-40 年，一旦建成，将形成 “高碳锁定”，未来转型成本会呈几何级数增长。

  森林砍伐反弹则加剧了碳汇流失，森林是地球的 “天然碳库”，全球森林储存的碳量相当于自 1850 年以来化石燃料排放量的两倍，但 2024 年全球森林砍伐速度达到每分钟 22 个标准足球场（约 15 个篮球场）的规模，要实现 2030 年目标，砍伐速度需下降 9 倍。

  哥伦比亚环境部7月31日发布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4年哥伦比亚被毁森林面积达到约1136平方公里，较前一年激增43%，其中亚马孙地区情况最为严重。

  更严峻的是，作为 “地球之肺” 的亚马逊雨林，2024 年毁林面积同比增长 5%，部分区域甚至会出现 “非法砍伐合法化” 的趋势，直接削弱了全球碳汇能力。

  更值得警惕的是，5 项 “朝着错误方向发展” 的指标中，就包括化石燃料公共补贴增长、煤电装机扩张、高碳工业产能增加等关键领域。

  这相当于给气候行动 “踩下刹车”，高碳产业拿到补贴后，会继续扩大投资、锁定产能，而清洁能源因缺乏公平竞争环境，私人资本投入意愿不足，转型自然 “步履维艰”。

  很多人认为 “减排缺资金”，但真实的情况是 “资金错配”—— 全球不缺资本，缺的是将资金从高碳领域转向清洁能源的决心和机制。

  从全球能源投资规模来看，2025 年全球能源总投资约 3.3 万亿美元，其中清洁能源占 2.2 万亿美元，化石燃料占 1.1 万亿美元，看似清洁能源占据优势，但资金分配的 “不均衡” 和 “低效化”，让减排陷入 “有钱用不到刀刃上” 的困境。

  发展中国家 “想减排却没本钱”，未来全球新增碳排放大多数来源于发展中国家，它们本应是减排 “主战场”，但低碳项目却面临 “融资难、融资贵” 的致命问题。

  拉美、非洲地区的风电、光伏项目，仅 30% 能拿到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剩下的要么因 “风险评估过高” 被拒贷，要么需承担 2-3 倍于发达国家的贷款利率（部分项目利率高达 8%-10%）。

  2009年至2021年全球最脆弱的10个国家以及气候投资基金（CIF）和绿色气候基金（GCF）中接受适应资金最多的10个国家

  例如，肯尼亚曾计划建设一座 100 万千瓦光伏电站，因国际贷款成本过高，项目搁置了 3 年；而同样规模的项目在德国，贷款利率仅 1.5%-2%，半年内就能落地。

  资金缺口的核心是 “配置失误” 而非 “总量不足”，《2025 年气候行动状况》报告测算，要让全球气候行动重回轨道，每年需新增近 1 万亿美元气候资金。

  而这一数字，仅相当于 2023 年化石燃料公共补贴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只要各国果断停止对化石燃料的公共资金支持，将其中三分之一（约 5000 亿美元）转向清洁能源和气候适应项目，就能填补近 70% 的短期资金缺口。

  问题的本质是 “政治意愿缺失”，发达国家既不愿停掉对本土化石燃料产业的补贴（部分国家将其视为 “就业支柱”），也不愿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成本资金（担心 “资金风险”），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 “想转型却没钱转” 的恶性循环，全球减排目标自然难以推进。

  气候问题是 “历史排放 + 当前排放” 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 “谁该多负责” 的问题上长期分歧，直接拖垮了全球合作的信任基础。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 “损失与损害基金” 的困境，2022 年 COP27 上，各国达成共识，成立 “损失与损害基金”，专门帮助受气候灾害影响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如遭受飓风的加勒比国家、遭遇干旱的非洲国家）恢复重建。

  在COP27闭幕词中，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赞扬了“损失与损害”基金，但他说：我们现在需要大幅减排——这是本次缔约方大会没解决的问题。

  但两年多过去，基金仅筹集到 100 多亿美元，而实际的需求每年高达 5000 亿美元，缺口达 98%，根本没办法覆盖受灾国家的重建成本。

  发达国家的逻辑是，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当前排放量高，应该和发达国家一样承担 “主要捐助责任”，并将这些捐助定义为 “慈善行为”，回避自身历史排放责任。

  而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是，气候危机的主要成因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累计排放的大量温室气体，根据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发达国家应承担主要资金责任。

  数据不会说谎，中国人均累积碳排放仅为美国的 1/5、欧盟的 1/3，而发达国家在 1850-2020 年间的累积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 60% 以上。

  这种 “责任泛化” 让发展中国家寒心，明明自己是气候灾害的 “受害者”，却要承担与发达国家同等的金钱上的压力，自然不愿提交更激进的减排目标。

  而发达国家以 “新兴经济体不承担资金责任” 为由，也不愿加大减排力度，全球合作陷入 “互相指责、原地踏步” 的僵局。

  面对全球气候行动的 “集体减速”，中国提出了2035 年 NDC 目标，核心是从 “控制排放强度”（单位 GDP 少排一点）转向 “总量下降”（排放总量绝对减少）。

  中国 2035 年 NDC 的核心指标，每一项都有明确的 “基线数据 + 实施路径”，绝非空谈，而是建立在现有进展和产业基础之上。

  风电与太阳能总装机容量的 2020 年基线 年目标设定为不低于 36 亿千瓦，相当于较 2020 年增长 6 倍，按照当前推进速度，2025 年有望突破 15 亿千瓦。

  这一目标的实现依赖西北大型风光基地与东部分布式光伏的联动推进，西北沙漠地区集中建设大规模风光电站，东部农村则广泛推广屋顶光伏、农光互补等分布式项目，形成 “集中式 + 分布式” 的双轮驱动格局。

  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的 2020 年基线% 以上，目前这一比例已超过 20%，后续将通过风光发电、水电、核电与生物质能的协同发力持续提升，逐步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温室气体净排放量以达峰年峰值（约 158 亿吨）为基准，2035 年需较峰值下降 7%-10%，截至 2025 年，单位 GDP 碳排放已较 2020 年下降 30%，未来将通过能源转型、重点行业减排与生态碳汇补充的组合方式，实现排放总量的绝对下降。

  森林蓄积量 2035 年目标为不低于 240 亿立方米，当前正以年均 2 亿立方米的速度增长，通过重点生态工程建设、造林护林行动与碳汇交易激励机制，持续强化森林的碳汇兜底作用。

  这些指标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了 “能源生产（风光装机）- 能源消费（非化石占比）- 排放控制（总量下降）- 碳汇兜底（森林蓄积）” 的完整闭环，每个环节都有具体项目和政策支撑，确保转型路径清晰、可落地。

  中国能实现 “高速转型”，关键是精准破解了全球减排的两大核心痛点 ——“成本高” 和 “不稳定”，通过 “规模化效应降成本、系统性改造保稳定”，让清洁能源从 “奢侈品” 变成 “必需品”。

  减排难的核心障碍之一是 “成本高”，但中国靠 “超大规模生产 + 全产业链布局”，把清洁能源的成本压到了 “低于化石能源” 的水平，这是转型的核心底气。

  在光伏产业领域，中国占据全球 80% 的光伏组件产能，从硅料、电池片、组件到逆变器，构建了全产业链自主可控的格局。

  十年间，光伏组件成本从 2015 年的每瓦 3 元，降至 2025 年的每瓦 0.5 元，降幅达 83%。

  2025年初，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公布的光伏组件最低成本价已稳定在约0.55元/W的水平，而市场上光伏组件的价格则大致在0.65元/W左右波动。

  如今，中国新建光伏电站的度电成本（每发 1 度电的成本）仅 0.15-0.2 元，远低于燃煤电站的 0.3-0.4 元，实现了 “经济上可行” 的转型，让清洁能源在市场之间的竞争中具备了天然优势。

  新能源汽车产业同样凭借规模化实现了普及，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 10 年全球第一，2024 年市场渗透率达 40%，规模化生产让动力电池成本下降 70%（从 2015 年每千瓦时 3 元降至 2025 年每千瓦时 0.9 元）。

  最新多个方面数据显示，9月新能源汽车均价较去年同期下降超8%，2025年前9个月均价为16万元。

  现在，一辆续航 400 公里的新能源汽车，价格仅 10 万元左右，和同级燃油车相当，普普通通的家庭也能负担，真正的完成了消费端的转型普及。

  印度、巴西等国新建光伏电站使用的中国光伏组件，成本比十年前低一半以上，东南亚国家购买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价格比欧美品牌低 30%-40%，极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门槛。

  风电、光伏是 “看天吃饭”—— 风大、太阳好才发电，夜间、无风天则会 “断供”，轻易造成电网波动，这是全球能源转型的 “老大难”。

  煤电采取 “转型不淘汰” 的策略，并非一刀切关闭煤电，而是将 2.2 亿千瓦煤电进行 “灵活性改造”，让它们从 “主力电源” 变成 “备用电源”。

  平时煤电少发电（甚至不发电），为风电光伏 “让路”；夜间或无风天，煤电快速启动补位，确保电网稳定。

  改造后的煤电机组，启动时间从原来的几小时缩短到 15 分钟，调峰能力提升 3 倍，成为电网安全的 “压舱石”。

  2024 年中国储能装机达 1.2 亿千瓦，其中 96.4% 是锂离子电池储能（如宁德时代的大型储能电站），同时压缩空气储能（如山东肥城 100 万千瓦项目）、液流电池储能（如大连融科项目）等技术路线加速落地，形成 “技术备份”。

  这些储能设施能把白天多余的风电光伏电能存起来，夜间再释放，相当于给电网装 “充电宝”，有效平抑发电波动。

  例如，张北 - 雄安特高压线路能将张家口的风电、光伏电能直接送到北京、雄安，输送效率达 99%，解决了 “发得出、用不上” 的问题。

  目前，中国特高压输电线 万公里，形成了 “西电东送、北电南供” 的格局，为清洁能源的跨区域消纳提供了保障。

  这套组合拳让中国风电光伏的 “消纳率”（发出来的电被实际使用的比例）达到 96.8%，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 “浪费的清洁能源”。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预测，到 2035 年，中国 80% 的电力将来自零碳能源（风光、水电、核电），远超全球 40% 的平均预期。

  中国的转型不是 “闭门造车”，而是通过 “技术输出 + 本地化适配”，帮其他几个国家解决 “不会转、转不起” 的问题，这种务实合作比单纯的资金援助更有价值。

  伊泰普水电站是巴西和巴拉圭共建的 “能源心脏”，供应巴西 20% 的电力，但原有输电系统是为传统水电设计的，无法适配风电、光伏的波动性 —— 一旦风电光伏接入过多，就会导致电网电压不稳定，甚至跳闸。

  安装柔性直流换流站，实时调节电压和电流；搭建智能调度平台，根据风电光伏的发电情况，动态调整水电输出量。

  改造后，水电站的输电效率提升 20%，风电光伏的接入容量从原来的 50 万千瓦提升至 300 万千瓦，直接带动巴西东南部地区的风电光伏项目落地，每年多减排 1000 万吨二氧化碳。

  类似的合作还有很多，中国在非洲埃塞俄比亚建设的阿达玛风电项目，不仅提供风机设备，还培训了 200 多名当地技术人员，帮埃塞俄比亚建立了风电维护体系，项目度电成本比当地火电低 30%。

  在东南亚，中国企业帮泰国建设的屋顶光伏项目，覆盖了 1000 所学校和医院，既解决了用电短缺，又实现了减排。

  这种 “给技术、帮落地、带就业” 的合作模式，直击发展中国家的核心痛点 —— 它们缺的不是 “减排意愿”，而是 “减排能力”。

  中国的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能够最终靠 “技术引进 + 本地化创新”，实现低成本、高速度的转型，这也是中国 NDC 对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贡献。

  这次 COP30 的主办方巴西，提出了 “全球集体行动”（Global Mutirão）的愿景，围绕能源、森林、农业、城市、人类发展、赋能加速器六大支柱设计谈判框架。

  但要打破全球气候行动的僵局，不能只靠 “愿景”，必须聚焦三个核心问题，拿出 “可落地、可核查” 的具体方案。

  第一次全球盘点（GST-1）已经明确了 2030 年前的三大硬性目标：可再次生产的能源装机增 3 倍、能源效率提 1 倍、停止森林砍伐。

  但目前仅 10% 的国家提交了强化版 NDC，很多发展中国家因为 “不会转、没钱转”，迟迟不敢更新目标。

  首先要设立 “技术转移与能力建设中心”，把中国的电网改造、储能应用、光伏组件生产、煤电灵活性改造等经验，整理成 “实操手册”，免费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组建专家团队，上门指导项目设计和建设，比如帮非洲国家规划风光基地，帮拉美国家改造电网。

  其次要明确 NDC 更新的 “时间表和路线℃目标对齐的强化版 NDC，对按时更新且目标可行的国家，优先提供气候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对拖延不更新的国家，纳入 “国际监督清单”，定期公开进展。

  最后要聚焦重点区域和领域，针对亚马逊雨林保护，设立 “雨林保护专项基金”，给巴西、秘鲁等国提供资金奖励 —— 每减少 1 公顷毁林，给予一定金额的补贴，同时帮助当地发展生态旅游、可持续农业，让 “保护森林” 比 “砍伐森林” 更赚钱；针对能源转型，推动建立 “全球可再次生产的能源装机联盟”，各国承诺每年的风光装机增量，定期通报进展。

  资金问题是全球气候行动的核心瓶颈，COP30 必须推动 “两大资金改革”，解决 “钱花错地方” 和 “钱到不了地方” 的问题。

  2027 年前，全球全面取消煤电公共补贴（目前占化石燃料补贴的 40%）；2030 年前，全面取消化石燃料公共资金支持（包括直接补贴、税收减免、低息贷款等）。

  这一举措能释放 1.5 万亿美元的转型资金，同时让清洁能源在市场之间的竞争中获得公平地位。

  明确资金分摊原则 —— 按 “历史排放占比 + 支付能力” 分摊，发达国家承担 70% 的资金责任，新兴经济体按人均排放水平合理分担，最不发达国家无需承担捐助责任。

  资金来源多元化，将国际碳市场收益（如碳信用交易收入）的 10% 注入基金，确保每年有 5000 亿美元可用。

  设立 “区域融资中心”，在拉美、非洲、东南亚设立分支机构，简化贷款审批流程，降低发展中国家的融资成本（将贷款利率控制在 1%-2%），同时提供 “贷款 + 技术” 的打包支持，让资金能真正落地到项目上。

  建立 “气候风险缓释机制”，由多边开发银行（如世界银行、亚投行）做担保，降低私人资本投资发展中国家低碳项目的风险。

  推出 “气候债券”，鼓励企业和个人购买，所得资金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风光电站、电网改造等项目，同时给予投资者税收减免优惠。

  全球气候合作的最大障碍是 “信任缺失”，COP30 必须正视南北分歧，通过 “明确责任、公平分担”，重建合作基础。

  明确发达国家应承担历史排放责任，优先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减排能力；发展中国家在自身能力范围内积极减排，同时享有获得资金、技术上的支持的权利。

  以中巴合作为蓝本，拉上非洲、东南亚国家，成立 “南南低碳合作联盟”，实现 “资源互补、技术共享、市场共建”。

  例如，中国出技术和设备，巴西出锂矿、风电资源，非洲出市场和劳动力，一起建设光伏电站、电池工厂、电网设施，形成 “清洁能源全产业链合作”，让减排变成 “共赢的生意”，而不是 “单方面的负担”。

  由第三方机构（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定期评估各国的气候行动，不仅看减排目标的雄心，还要看历史排放责任、发展阶段、资金技术上的支持情况，避免 “一刀切” 的评估标准，让每个国家的努力都能得到认可，从而激发更多国家的减排积极性。

  即将到来的 COP30，不是又一次 “喊口号大会”，而是该 “动真格” 的时刻。

  气候行动，最怕的是 “等” 和 “拖”。现在全球最需要的，是 “立即行动”，让每一项气候承诺都落到实处。